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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者柏仁先生

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 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论中国人的丑陋致柏杨

柏杨先生：

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统治？就因为中国人奴性十足。鲁 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 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 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

中国人的奴性有十 大表现：

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 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新皇帝尚未进京，已经遍地呼“万岁”了。当他进入 中南海，登上天安门时，万岁声响彻云霄，达于沸腾，喊得热泪满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当日，站在天安门广场，远眺龙颜，激动得泪如泉涌，喊“万 岁”喊哑了喉咙。此后是年年喊，最后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阳就不会升起，地球就不会转动。

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 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对于当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个普通人，曾在北京工 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进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开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给他，包括肉体和灵魂。家家把灶君撕下来，贴上他的“标准 像”。最后在灾难中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 人都是忍！忍！忍！对于当代皇帝，“忍“字哲学更是空前盛行，谁不懂得忍，谁就不识时务。对于“改造”，忍！对于“帽子”，忍！对于饥寒，忍！对于一切天 灾、人祸，乃至十年浩劫，同样是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

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 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谈得十分深刻而生动。他说，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 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牠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牠们想做人。然而牠们的同类不允许，说牠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牠们咬死了！中 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 “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 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 发展。一旦运动到来，人们明明知道是制造灾难，但却不敢反对、不敢反抗，恰恰相反，还要为此而歌颂“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并且积极参加，和“敌人”坚决斗 争。可是这“敌人”是必须从自己人当中抓出来的。抓谁？谁愿意被抓？谁愿意遭难？没人愿意。但这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于是便揭发、检举、批判、争 斗，你揭我，我检你，你批我，我斗你，愈演愈烈，最后按“最高指示”的要求，抓出几个倒霉鬼来，或送公安局，或送“学习班”，或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 改造”。这样，一场运动才算过去。下次运动，仍然是这个程序，仍然是这样制造“敌人”。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

六、中国人崇尚明哲 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大陆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 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我有一位老同学来到香港以后，还 对我说：“如果五十七年我们在一起，我也会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明哲。您说：“暴君暴官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不错，因为就这就是奴性。

七、中国人靠希望 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 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当代帝王 更是如此，他给人民以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一九四九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听过哲学家孙定国演讲，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那就是喝牛奶、吃面包！” 当时我们的伙食是玉米窝头、白菜汤。喝牛奶、吃面包，该是多么美好的希望啊！但是十年过去，不仅没喝上牛奶、吃上面包，连当年的玉米窝头和白菜汤也都限量 而不管饱了！然而这时依然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窝头不限量，白菜汤管够喝。可是这个希望也没实现，而是灾难连绵，越来越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人遭 难，终于彻底失望而自杀。但这也不会影响活着的大多数人，使他们放弃“希望哲学”，大多数人仍然是抱着希望过日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不知道自己是一个 有智慧、有力量的独立的人。

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一点您提得完全正确，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 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这种神经质的恐惧症，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更加严重，达到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一位朋 友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中右”，这只是一种警告，表示已经到“右派”的边缘，但并未戴“帽子”。可是这位朋友从此精神恍惚，一听有“中央文件”下达，便坐 立不安。到文化大革命，一听到“十六条”，第二天就入院了，医生的诊断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正是您所说的神经质恐惧。这种病的患者，至今数不胜数。不 久前一位老朋友由大陆来港探亲，还正颜厉色地警告我：“老兄，写东西不要太自由了，一九九七年很快就到了！”

九、中国人喜欢框 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分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 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这个框框是什么？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这框框 是无形的，但是绝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学者，由于超出框框而身陷囹圄，乃至丧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 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

十、中国人是变色龙。杰出的俄国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变色 龙〉。他嘲笑俄国人的变色龙性格。其实中国人的变色龙性格，不亚于俄国人。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 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曹操──历来认为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秦始皇──历来认为是暴君，但伟大 领袖一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于是有人给秦始皇画一张笑脸仁君的肖像。伟大领袖说，林彪是副统帅。于是齐声祝他：“永远健康”；后来他摔死在温都尔汗， 便立刻齐声高呼：“打倒林贼！”更有趣者，某某前天是书记，见面顶礼膜拜；昨天他成了“走资派”，批斗会上拳击加脚踹；今天他复职了，急忙给他红花戴。谁 见过变色如此之快的变色龙？

柏杨先生，以上所谈，仅仅是个人所看到、所感到的，远非全部。但您总能看出一个大概吧？

多少年来，每谈到中 国人的丑陋，就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不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是我们的“酱缸文化”造成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假如不是“酱缸文 化”造成中国人丑陋，帝国主义岂敢侵略？

正是“酱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教他们无法无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们奴性十足。两者共同制造灾难，也共同在 灾难之中，表演丑态。三十年来是一场大表演、大暴露！

怎么办？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您说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同意。可是我们从来不自省，从来没有 发现自己是何等丑陋。

近年来，大陆的大门逐渐敞开，许多人来到海外，尤其是大批青年到海外去求学，看一看洞外世界，对比自己，或许能发现自己丑陋，而决心改 正。这似乎算是一点希望。──但这是否又在靠希望过日子呢？

中国应该彻底消灭国有企业！

2009年12月01日 7:15 周克成

华 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最近在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国有企业都消灭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当我们取消冶金部的时候，我们的钢铁成了世界第 一；我们取消了纺织部的时候，我们的纺织成了世界第一。大家大炼钢铁的时候（一年）1000多万吨钢，那已经不得了，今天我们一天的钢产量就是1000万 吨。”

我很赞同任志强先生的观点。中国早就应该彻底、完全消灭国有企业了。

第一，国有企业从来都是效率极其低下的。它的存在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样一块土地，在私人手中也许能创造成千上万的价值，但在国有企业手中，却只能亏损累累；同样一台机器，本来能给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但在国有企业手中，却很快就变成废铜烂铁。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很正常的，当一项资产是“国有”的，而不明确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珍惜它，也不会有人整天琢磨着怎样让它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价值。

你们记得里德在《我，铅笔》那篇经典文章里讲过的故事吗？他说：“商人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递送邮件竟然比运送石油更加艰难？难道不是因为国企效率太过于低下？国有企业享受的从来都是最好的政策待遇，运用的都是最优质稀缺的资源，但到头来，他们总是给人们提供质量最低劣的产品和服务，而价格却也总是最高的。

第二，国有企业并不能造福百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看。第一层，当国有企业赚到钱之后，普通百姓是否能从中获得利益；第二层，当这些国有企业赚钱的时候，能否给消费者带来利益。

第一层问题，我们每年都能见到一些国有企业赚大钱的报道。像中移动、工商银行这样的大型国企就赚了许多钱，但从不见他们给任何老百姓分过红，也从来没见到什么老百姓要花钱要看病要上学的时候，可以从这些国企中拿出一丁点的钱来应急。

第二层问题，那些国有企业赚钱的同时确实也对消费者作出了贡献。毕竟当他们出售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没有强迫消费者买单，而消费者愿意掏钱表明了他 们能从这些交易中得到好处。但是，这却不能看作国企造福百姓的证据，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国企的话，消费者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好比 一桶石油，由中国石油挖出来卖，消费者也能得到一些好处，但如果由私营企业来开采和销售的话，消费者显然能得到更大的好处，因此，不能认为“国有企业”能 造福百姓。

真正能从“国有企业”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只能是少数政府和国企官员。“国有企业”凭借行政垄断赚大钱之后，着实让那些官员到海外给国人争了光。他 们纷纷成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各类黄金地段豪宅的业主，让巴黎迪拜马尔代夫的酒店和奢侈品商店生意兴隆，让奔驰宝马悍马这样的豪华汽车给中国城市增添了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

而普通百姓能从中得到的，就是无穷无尽的贡献与补贴。你或许不知道，现在我们走在城市街头，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国有”的。法律规定，所有农业 用地转为工商业用地，都必须先“国有化”。这是中国农民为“国有企业”所作的巨大贡献，经济发展30年，许多土地大幅增值，但农民只能从中得到极少的补 偿。而这剥削人的制度，对社会稳定问题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学者做过统计，在中国的各类上访案件中，土地纠纷问题占了七八成之多。

当然，你也许本来就是城里人，也许早就进城打工，但别以为这样就不用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做什么贡献。实际上，许多国有企业年年亏损，年年获得巨额补 贴。而这些钱，毫无疑问正是政府通过税收、行政垄断、汇率管制等各种办法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的。以农业银行为例，2008年底刚获得中央汇金190亿美元的 注资，2009年初就又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你知道这几百亿美元，需要多少老百姓辛辛苦苦干多少年才能挣出来吗？你知道中国每年用于补贴国有企 业的钱有多少个这样的“几百亿美元”吗？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光农业银行这一家国企所得到的补贴，就已经够惊人的了。况且，这些补贴当中隐藏了多 少猫腻，又有谁知道呢？

第三，国有企业对百姓最大的祸害，在于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它不得不限制百姓创业和发展的自由。而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必定就是百姓福利的莫大损失。

以电信业为例。十二年前的“陈氏兄弟案”应当还有不少人记得。当时国内国际电话通信费非常昂贵（现在也很贵），而福建的陈氏兄弟引入IP电话，为老 百姓提供价格低廉的国际电话服务，结果因为抢走国企中国电信的生意，陈氏兄弟俩被抄家没收财产，连人也被关进了监狱。而这样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国百姓不得 不承担比美国、香港这样的地方高得多的电话费用。

前段时间差一点就要被通过实施的新《邮政法》，实际上就是国企中国邮政的杰作。中国邮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就要动用法律限制其他竞争对手。这不就是 动用流氓手段逼迫人们放弃物美价廉的民营快递服务吗？但是我相信，正如有一副漫画所描述的，假如这样的法律真的通过实施了，人们恐怕愿意给自己的快件加上 一块砖头以便可以将生意交给民营企业，也不会再去找中国邮政了，因为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在是太糟糕了。

再有过段时间春节就要到了，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看到人们在各地火车站排队买票、上车的拥挤场面，铁道部人们也早就骂得够多了，但今天我们想说的是，既 然他们自己干不好，为什么不全部放开铁路运输业，让商人让百姓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交通问题？这样想必能大大缓解人们的交通压力，还能给企业家增加投资机会， 给百姓增加就业机会。但为了国有企业，人家说不。

从如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企垄断所造成的两大危害。首先，它让人们难于或者不能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或服务，这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和营商成本；其次，它减少人们发展和就业的空间，这一点，将让许多人陷于终身的贫困与无望之中。

这样祸国殃民的国有企业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所有的国有企业，它之所以能够生存，要么是因为有老百姓不断给他巨额补贴，要么是因为有政府强权在提供 行政垄断保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不管这些国企是否赚钱，少数官员都能从中捞取大笔好处，普通百姓则为之承受无穷无尽的负担与压力，最后还要因为它的存 在，自己的手脚都被捆绑了起来，失去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与权利。因此，我们应当支持任志强先生的主张，呼吁完全、彻底消灭国有企业！

雷颐：“国进民退”引爆辛亥革命

2009年11月26日 22:41 admin

作者:雷颐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严厉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变通形式，使私人得以参与新式工商业的创办与经营。这是中国现代“民营”的起点，但毕竟又头戴一顶“政府”之帽，埋下了以后“产权不清”的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象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可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清政府在危机面前不能不公开改 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而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 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前开始有了较快件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虽然此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又有股强大的力量反 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 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 境，“ 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 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 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 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 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 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轮电”之争

“轮电”之争中的“轮”，是指“轮船招商局”。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有些官办企业后来也改为官督商办。但清政府内反对 官督商办的顽固派依然十分强大，一直想将这些企业完全收归国有。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儁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 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 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招商局对 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 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次弹劾，引起的呼 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 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 李鸿章在此折中用得利的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 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 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 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 约论 ”，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 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 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 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 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 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 验。” 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所谓“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中，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 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滛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 犁以“ 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 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办“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 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 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 是“商 ”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 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 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 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 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 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 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 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法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 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煞价“购回”。此法一出，商 情哗然，但毫无办法。但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 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即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 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 罢，于是暗中准备，窥测时期，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 于在 1908年3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 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逝，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 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支、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 为理由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复 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的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

铁路之争

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 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 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 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 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 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 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 运动” 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 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 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 川反抗 “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 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 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 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 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 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 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 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 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 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转自：《纵览中国》，2009-11-22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3732